所謂匠氣和匠心的區(qū)別，在文藝理念上是早有定論的。
王夫之《姜齋詩話》強調“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鄙驈汀陡∩洝氛f到盆栽藝術，也認為“若留枝盤如寶塔、扎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section>明人董其昌講究以禪心入畫，自成一體，就推崇畫中要有“士氣”，而摒“匠氣”，胸中洗盡鉛華，方能揮灑自如。1910年，印象派大師雷諾阿致信好友莫奈，指出藝術家之所以淪為匠人，是因為缺乏理想，只重技巧，“最靈巧的手從來也只是心靈的奴仆”。這種認知到2010年日本NHK紀錄片《工匠達人》就越發(fā)具像化了，真正的工匠精神要對作品有超越時間的愛，有高于商業(yè)利益的、非功利性的文化訴求。這就好比同是寫隱逸詩，為什么陶淵明出類拔萃？蘇東坡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但他也寫過“會換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大多數(shù)人所謂的歸隱只是對現(xiàn)實失敗的故做佻達，田園之樂權作寄托，甚至是某種韜晦。而陶淵明不同，他的《歸去來辭》寫“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純然是發(fā)乎內心的喜悅。沈德潛說“陶詩胸次浩然，別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正因為這份本性中的率真和質直，是任何大珈學不來的。蘇東坡也承認，陶淵明是“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陶詩之所以“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有豐富的精神內涵，道理在此。所以，真正的工匠精神代表了點燃內心之火、燭照產品之美的執(zhí)念，和刻意追求外在浮華、自我標榜的匠氣根本是兩回事。這大概也是《大國工匠》、《我在故宮修文物》之類作品所想傳達的。然而我們回頭再看今天的國產手機，大家一致推崇的工匠精神又是什么呢？羅永浩2015年6月受訪時所做的三點闡述可供參考：東北人羅永浩很善于闡發(fā)老北京話的魔力，他所謂的事兒逼，簡而言之就是較勁！或曰魔癥！屬于典型的喬布斯后遺癥，立志“活著就要改變世界”的喬幫主，當年可是以折磨部下為樂的。他的那些執(zhí)念，比如把button做到讓用戶想舔，就很讓艾維無語；他曾經讓工程師重新設計Macintosh主板的布線，后者稍做異議，喬布斯馬上開導：“一個偉大的木匠不會在衣柜背面使用劣質材料！”結果是機箱變成了可以簽名的藝術品。這種細節(jié)苛及其后來的神化令置身其中的人深信自己在做一件偉大的事，蘋果產品能在極致簡約之中煥發(fā)時尚和科技之美，原因在此。但喬布斯的偏執(zhí)背后，是他的獨特審美以及對潮流的準確把握，是那種“愿意用我所有科技去換和蘇格拉底相處一個下午”的平和，這又與蘋果生態(tài)的贏利能力，以及堅守芯片知識產權的商業(yè)遠見融為一體。這是喬氏方法論的神髓，而羅永浩的“事兒逼說”又做何解呢？簡言之，就是讓別人“以為”錘子手機在做一件偉大的事。用羅永浩的話說，就是別人做到80分，錘子手機做到90分，還要百尺竿頭還想再進一步，聽來逼格破天，但背后的邏輯就是人們說爛了的笑話：兩個人在叢林中遇到獅子，一人迅速換上跑鞋，同伴詫道“難道你能跑贏獅子？”此人回答，“我只要跑贏你就行了！”錘子手機在廣告圖上用放大鏡標出細節(jié)，配上饒口令式的文案：偏執(zhí)于有用的細節(jié)，偏執(zhí)于無用的細節(jié)，偏執(zhí)于甚至不會被發(fā)現(xiàn)是有用還是無用的細節(jié)。無非是讓公眾覺得“我比別人更神經病一點”而已，因為從老洛克菲勒的《只有偏執(zhí)狂才能成功》開始，偏執(zhí)就成褒義詞了。
把沒有意義的事情做到極致，仍然沒有意義！
2014年4月羅永浩在微博上強調“由于對工藝和元器件毫無節(jié)制的苛刻要求，導致了我們的生產成本節(jié)節(jié)上升”，這句話簡直是同仁堂祖訓的手機版，至于藥效，與羅永浩在小桌前擺弄物什的經典照片差不多。高配低價之所以成為國產手機的標準炫耀方式，一是可以營造“我比較厚道”的印象，二是國內的產業(yè)環(huán)境提供了可壓榨的配套廠，這道理與寫著“拆”字的房子旁邊，永遠找得到“吐血大減價”的小攤一樣。
其他如魅族自稱“12年工匠精神終可傳承！”VIVO號稱重新定義工匠精神，OPPO要追求極致之美，已經離職的祝芳浩也曾極言幫助360做手機精品，酷派嚷了半天的工匠精神之后，與樂視一起愉快的玩起了生態(tài)化反。無非是Iphone珠玉在前，三星緊隨其后，國產手機只能苦逼的加配置，拼參數(shù)，誰能用工匠精神給自己加碼，才有品牌升級、賺取溢價的空間。小米每發(fā)新品，雷軍總忘不了壓軸的一句：那么我們的價格做到了多少呢？然后大屏幕上的震撼數(shù)字就被現(xiàn)場的歡呼聲淹沒。這其中傳達的內涵其實就是車友玩爛了的段子：這輩子開上保時捷就指望眾泰了。靠著任正非講話和內部文件進行公司治理的華為，對工匠精神也是備極推崇，內部不斷流傳著“日本工匠精神，一生專注做一件事”之類的口水文。一曰傻，如任正非所說“華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個字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標堅定、專注執(zhí)著、默默奉獻、埋頭苦干！華為就是阿甘，認準方向，朝著目標，傻干、傻付出、傻投入。二曰慢，或曰堅守，2016年6月1日，任正非在新聞聯(lián)播上用48秒說了230個字：一個人一輩子能做成一件事，已經很不簡單了。為什么？中國有13億人民，我們這幾個把豆腐磨好，磨成好豆腐，你那幾個企業(yè)好好的去發(fā)豆芽，把豆芽做好，我們13億人每個人做好一件事，拼起來我們就是偉大的祖國呀！因為同樣的事情，很多中國公司都在做啊。柳傳志的聯(lián)想，早就有培育人才的入模子機制，從管理基因上講，與華為并無本質的差異，讓楊元慶背鍋很容易，但華為的好運主要還是得益于基礎通信設備的持續(xù)換代，而聯(lián)想只能面對日益萎縮的pc市場。僅從消費者BG來說，華為的工匠精神所仰賴的仍是那種來自傳統(tǒng)行業(yè)的簡單粗暴的執(zhí)行力，這個執(zhí)行力又被組織嚴密、極度細化的流程所包裹和承托，更別提華為還有國內同行不具備的大規(guī)模量產電子設備的品控經驗了。對華為來說，時不時鼓搗的黑科技，嚇人的工資單，偶爾流傳的任正非講話，都不如這套穩(wěn)定嚴苛、曾經讓某副總差點離婚的管理體系更重要。但這實在不能叫工匠精神，這只是一種組織異化的管理哲學。華為循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得到的只會是另一個三星，而絕不是蘋果。因為在實踐上，華為和大部分國產手機一樣，免不了秀那些冒牌和變異的工匠精神：在手機大珈的微博里、發(fā)布會上充斥著忍痛采購昂貴元器件、不得不接受低良品率之類的“甜蜜煩惱“。核心技術沒突破，當然變著法的玩噱頭。余承東當初談到華為p9直逼Iphone的定價時，就相當“痛心”的表示，“跟徠卡合作太貴了，成本壓力太大了”，但在眾多廠商都將拍照作為重要賣點的情況下，p9的高調并沒有足夠的資本，反而引發(fā)了眾多手機的曬圖秀。錘子從T1就折騰玻璃纖維增強樹脂金屬框架一體成型之類的自虐，小米的奧氏體304鋼和魅族的6061T6鋁合金等技術名詞也滿天飛，引發(fā)了太多的相互攻訐，但這種手感的微妙差異以及為之付出的努力究竟有多大的現(xiàn)實價值？國產手機熱衷于這些復雜的非實用性工藝，主要還不是為了強化與競品的區(qū)隔，而是要強行塞給粉絲一種炫耀性的談資。手機的材質，原本各有利弊，但一旦使用就被絕對化，陶瓷、竹子、皮制、合金這些亂七八糟的材質以及實用性大成疑問的新技術之所以滿天飛，就因為有炫耀加成。一加手機之前秀過“溫潤如玉“的觸感，恐怕下次的發(fā)布會上，手機就要冒煙了，但別懷疑是三星Note7附體，李義山不是早有”藍田日暖玉生煙“的名句嗎？這個梗也該用上了！蘋果開創(chuàng)了智能手機先河，但喬布斯當年在技術上是極為保守的，他拒絕采取大屏幕，只為單手操作的流暢性，反對NFC，是希望以更安全的Passbook取而代之，這不是短視，只能理解為對極致體驗的堅守。蘋果和三星都有龐大的技術儲備，但未經嚴格驗證不會商用，真正有濫用沖動的往往是國產手機，為了自證工匠精神，加碼創(chuàng)新意識，壓倒競爭對手，國產手機越來越傾向采用一些未經驗證的技術，這雖然加大了風險，卻也有豐厚的報償。從小米MIX開始這種趨勢已很明顯，國內廠商必然群起仿效，這樣做的風險顯而易見，目前硬件的更新頻率不斷加速，方案商一周內就能跟進，但主板、電路、工藝不可能同步改進，量產當然存在著極大的隱患。但對很多廠商來說，這個冒險又物有所值，因為嘗鮮的口碑收益遠超風險，即令有問題，也容易在創(chuàng)新大旗下求得優(yōu)容。當然真正的工匠精神也不是沒有，但多半存在于花式百變的發(fā)布會，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案，無所不在的公關以及表現(xiàn)力日益登峰造極的PPT之中，時刻向公眾宣示著“我不是裝逼，我就是真的牛逼”。
